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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余永定:融资贵比房地产问题更可怕

      来源:经济参考报  |  时间:2014-10-24  |  浏览:195

      余永定:融资贵比房地产问题更可怕

        中国经济50人论坛、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·长安讲坛第259期日前召开。论坛成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了题为“中国的金融形势和金融改革:机会与挑战”的主题演讲。余永定表示,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上升,融资贵、融资难问题非常突出,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、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。余永定认为,要解决融资贵、融资难这一问题,靠货币政策副作用过大,关键还在于压低中介成本,根本方法则是要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,尤其是其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。
        
        融资贵比房地产问题更可怕
        
        余永定从中国目前存在的融资贵、融资难问题讲起。
        
        他说,长期以来中国的利息率偏低,从经济学上来讲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。但是自2013年以来,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,利息率却在上升,换言之就是企业的融资成本在上升。
        
        从短期来看,这是企业融资难的问题,看得远一些,则涉及到中国金融的稳定。有三个事实值得注意。
        
        第一,中国企业的负债率非常高,也就是所谓的杠杆率非常高。杠杆率可以用公司债务对gdp的比来衡量,根据社会科学院和其他机构的研究成果,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是120%-150%左右,可能是世界第一。根据标普提供的研究成果,中国企业的债务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。美国才是13万亿美元,说明中国企业债务问题非常严重。
        
        第二,中国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低。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,5000个大的非金融公司,平均利润率一般是在7%左右,中国500强的平均利润率是2%多。
        
        第三,企业的融资成本在快速上升。中国5000家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是6%多,融资成本是6%多甚至7%。这三个事实加起来,你会发现企业的杠杆率会越来越高,可能形成恶性循环,导致危机。
        
        余永定认为,融资难、融资贵不简单对当前企业的生产、财务成本造成影响,而且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、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。这个问题大家关注的不是特别多,大家比较关注比如说房地产价格暴跌、房地产市场崩溃造成不良的债权。其实,房地产相关贷款在银行的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仅是20%,更何况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会导致所有的房地产按揭贷款都成为坏账。虽然房地产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,但是从数字上来比一比,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更可怕。
        
        关键是要压低中介成本
        
        他认为,在2013年以后,中国企业融资难变成突出问题,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中介成本上升,而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消极的影响。具体原因包括下述几方面:
        
        第一,加成率过高。2013年,工农中建交五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高达23.6%,其中工商银行的利润率接近30%。当年,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超过7%,500强是2.3%,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平均利润率6.04%,对比非常鲜明。
        
        第二个是风险议价上升比较厉害。银行不想承担任何风险,银行给你企业提供贷款要求首先要有抵押,还得有担保。而且在确定企业抵押品价格的时候往低了压价,还让企业付评估费。总而言之,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银行维护自身安全。这种考虑当然是有必要的,但是不能走过,如果银行都不想冒风险,那么整个经济就会出现衰竭。
        
        第三个原因是房地产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替代作用。如果银行认为房地产价格会继续上升,地方政府借的钱也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归还,于是把钱大量借给房地产商或地方政府。那么另外一部门,比如中小企业,很可能得不到足够的钱。那么进入这个部门的资金,利息率就会收得非常高,最终拉动加权平均利息率上行。
        
        第四,现在存在两种控制,一种是信贷规模控制,还有一个是75%的贷存比控制。银行有了资金后使用资金才能够有利润,本来银行直接把钱借给企业就行了,现在由于种种规制不能直接借,要通过张三李四王五之后才能把钱借给企业,这些中间环节也要分一杯羹,自然就把资金成本提了上去,这可以认为是一种交易成本。
        
        余永定表示,现在需要回答一个问题,是否可以通过降低基准利息率降低成本。要看到,中介成本较高是当前企业融资贵的重要原因,而实际上中介成本不能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。
        
        货币政策虽然有用,但是有限,而且会有些副作用。由于中介成本的出现,假设基准利息率被政府的财政政策压下来,企业所面对的利息率下降,它的资金需求就会增加。但这个时候由于利息率低了,对储蓄者来讲,也就是消费推迟的奖励减少了,自然的结果是要减少资金供给。于是可能出现资金的供给不足,最终导致产出不足,通货膨胀压力上升。由于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,信贷市场上存在利息率上升压力。金融企业肯定想通过各种手段把钱借出去,政府不让他们做的结果就是人为压低利息率,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恶化。
        
        根本解决融资贵要靠金融改革
        
        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融资贵、融资难问题,部分跟货币政策有关,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,要加速我们的金融改革,余永定表示。要改什么?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纲领,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四个。第一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机制。第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。第三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。第四资本项目自由化,解决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。其中,第二和第三是一致的,你可以把它归为一个东西,讲利率市场化,其中一个目标是要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。
        
        余永定认为,这四条内容是完全正确的。比如说市场利息率的市场化。当前中国存在着至少三个基准利息率,央行公布的存款贷款利息率,国债收益率,还有shibor(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),这是不正常的。要想对金融产品定价,就要有一个基准利率。基准利息率是定价的基础,没有它就会造成乱定价,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套利活动或者寻租活动,增加中介成本,让借贷双方的很多时间、精力、资源都浪费在这个方面,而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。所以中国确确实实应该尽快建立这条收益率曲线。
        
        余永定说,中国人讲利率自由化的时候,往往倾向于认为别管它,愿意付多少就付多少,愿意差多少就差多少。实际上不是这样,因为在中国,很多金融市场根本就没有,所以根本就无法自由化。在中国,要想利率自由化,首先要把市场建起来。一个国家要想有一条稳定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,要解决的有些是属于自由化的问题,有些是属于放宽管制的问题。但是对中国来讲,我认为建设市场的意义可能比自由化还要更大一些,比如说国债市场。尽管中国没有很多财政赤字,债务占gdp的比也并不高,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中国依然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国债市场,比较有流动性而且比较深的国债市场。
        
        发展国债市场有一个可以考虑,怎么在咱们外汇储备上动动脑子。改革的顺序应该是汇率的市场化第一,然后是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。基本上有这么一个顺序。总的来讲,汇率自由化是相对容易的,我觉得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,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。利率复杂点,要费点事,因为存在一个市场建设问题,但是也可以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。
        
        资本项目自由化我再强调一下,我认为这个问题要非常谨慎小心。因为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岁数,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,正好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,在香港、日本做广泛的调研,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一个国家大量的财务可以在瞬间全部没了,想恢复起来要十年二十年。明显感到当时由于马来西亚过早的资本项目自由化,所受冲击影响的后遗症今天还存在。
        
        问与答
        
        问:工业企业面对融资难、融资贵的困难怎么来突围?
        
        余永定: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解决,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、制度层面的问题。否则即便有一两个聪明人跑掉,大部分人跑不掉的。第二点,企业不要受其它的种种诱惑。前几年有很好的企业,看到实业不挣钱了就转到房地产,一转就没有赶上趟,高潮没有赶上,赶上一个尾巴,自己就陷进去了。我认为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发展主要建立在实业的基础上,金融业是实业的一个助手,是一个助推,它并不能够决定像中国这样国家的发展方向。像英国,金融占了它的整个国民经济50%以上,中国不行。
        
        问:现在商业银行利润率如此之高,怎么样改变这种情况?
        
        余永定:关键是政府要加大决心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,当我们要进行改革的时候,它肯定对现实的经济增长造成影响。这个时候政府要找到一个底线。我们保住这个底线,坚持把改革改下去,否则就只能一拖再拖。
        
        举个例子,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人民币和美元脱钩,人民币升值。当时外汇储备是4000亿美元,有关的决策部门认为一旦让人民币升值哪怕是2%,就会有大量的企业倒闭,所以不敢做。结果10年之后变成了4万亿,涨了10倍,攒了10倍多的借条。如果美国继续搞货币宽松,或者采取某一种政策,我们的损失会非常巨大。如果当时下定决心做,问题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。
        
        余永定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。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西方理论研究室主任。199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,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职,1998年任所长。2004年至2006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。